60年前的艰苦生活真实艰苦

60年前的艰苦生活真实艰苦
60年前的艰苦生活
真实艰苦

60年前的艰苦生活真实艰苦
1960年冬天到山东,我不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记者采访一般是有来人接待的,时间短而且是灵活的.这次下放到灾区,同灾区的农民实行“三同”,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时间长,甚至是无定期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使我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和无可弥补的伤害,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今天有了这个条件把它如实地整理出来,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过去,不要忘记在过去艰难崎岖的道路上,父辈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愿历史不会重演,不会重蹈覆辙,不要再走曾经走过的、而且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子.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因为在这之前,一是问题还没充分暴露,二是还有点儿以前积蓄下来的一些物质基础,生活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下去正是1960年冬天,是继1959年冬、1960年春灾荒进入高峰、持续发展到最严重阶段.过了1961年春天以后开始好转,夏天就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工作的转变”.因而这一段时间是最艰苦的时候.
1960年,尽管农村灾荒严重,城市食品供应普遍紧张,首都北京虽然也有些紧张,许多食品凭票限量,但最低标准,还能基本保证,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因此,离开京城到省、到地、到县、到公社,越往下走,生活越艰难.到了农村第一线大队、生产队,以至于连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都没了保证.中央强调下放干部要实行“三同”,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正是数九寒天,鲁西北的冬天特别冷,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主要是靠烧秸秆柴草取暖,受灾之后,农业减产,秸秆也大大减少.要说“同住”,空房子很多,但都不能生火取暖,墙壁四面透风冷得很,有的跟睡在露天地里差不多.白天屋子里阴冷阴冷的,晴天没有风时,外面要比屋子里暖和一些.所以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站在墙脚下晒太阳.要说“三同”,住是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是怎么住的呢?
黄龙不是“龙”,是一位13级的老干部.我们新华社下放到大于公社的有三人：一位是对外部的黄龙,他时年48岁,满头白发.在新华社下放到农村基层的干部中,数他年龄最大,而且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黄龙”.他是广东人,上世纪30年代末期参加革命,搞过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广东东江打游击.他是归国华侨,英文很好,是一位高级翻译.他是主动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万名下放干部队伍到灾区来的.北方农村,特别是灾情如此严重的灾区农村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是很不习惯,而且是十分困难.县里领导本想照顾他一下,安排他到条件稍微好的地方,他不干,坚持要求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就和我们新华社国内部下放干部中的一位女青年周淑琴,一起到我们大于公社最困难的大孙家大队包队.周淑琴住的地方比较好安排.她被安排在一户条件比较好的社员家里.而黄龙一进村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住处问题,和社员同住一起有困难（口音很重,如他本姓房,参加革命时被误登记成了黄）,只好住到社员家里的没人住的空屋里.虽然有门有窗,也还算比较严实.但没有柴火,不能生火,屋子里很冷.气温很低再加上吃不饱饭,尽管把全部铺盖都铺盖上了,穿着衣服睡,也冻得睡不着,时常被冻醒.当时正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隆冬季节,大家都很不放心,都在积极想办法,帮助他解决烧柴取暖问题.黄龙是南方人,独立生活能力差,对北方农村情况很不熟悉,农民听不懂他讲的广东话,我们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不用着急了,冷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外屋停放着的一口棺材说：“我找到了个好地方住了.睡在这里边,把盖子留道缝,就一点都不冷了.”我探头往棺材里一看：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麦秸,上边是他的全部铺盖,装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这里是不会冷的.但是使我震惊的这是房东为死人准备的一口棺材,一般来说屋子里放着一口棺材,人们都感到心慌,都很忌讳,更不用说睡在里边了,这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住进死人住的地方了.黄龙不迷信,还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先来用用吧.我相信我还不至于睡到里面就出不来了.”

1960年冬天到山东，我不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记者采访一般是有来人接待的，时间短而且是灵活的。这次下放到灾区，同灾区的农民实行“三同”，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时间长，甚至是无定期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使我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和无可弥补的伤害，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今天有了这个条件把它如实地整理出来，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过去，不要忘记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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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冬天到山东，我不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记者采访一般是有来人接待的，时间短而且是灵活的。这次下放到灾区，同灾区的农民实行“三同”，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时间长，甚至是无定期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使我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和无可弥补的伤害，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今天有了这个条件把它如实地整理出来，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过去，不要忘记在过去艰难崎岖的道路上，父辈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愿历史不会重演，不会重蹈覆辙，不要再走曾经走过的、而且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子。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因为在这之前，一是问题还没充分暴露，二是还有点儿以前积蓄下来的一些物质基础，生活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下去正是1960年冬天，是继1959年冬、1960年春灾荒进入高峰、持续发展到最严重阶段。过了1961年春天以后开始好转，夏天就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工作的转变”。因而这一段时间是最艰苦的时候。
1960年，尽管农村灾荒严重，城市食品供应普遍紧张，首都北京虽然也有些紧张，许多食品凭票限量，但最低标准，还能基本保证，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因此，离开京城到省、到地、到县、到公社，越往下走，生活越艰难。到了农村第一线大队、生产队，以至于连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都没了保证。中央强调下放干部要实行“三同”，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正是数九寒天，鲁西北的冬天特别冷，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主要是靠烧秸秆柴草取暖，受灾之后，农业减产，秸秆也大大减少。要说“同住”，空房子很多，但都不能生火取暖，墙壁四面透风冷得很，有的跟睡在露天地里差不多。白天屋子里阴冷阴冷的，晴天没有风时，外面要比屋子里暖和一些。所以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站在墙脚下晒太阳。要说“三同”，住是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是怎么住的呢？
黄龙不是“龙”，是一位13级的老干部。我们新华社下放到大于公社的有三人：一位是对外部的黄龙，他时年48岁，满头白发。在新华社下放到农村基层的干部中，数他年龄最大，而且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黄龙”。他是广东人，上世纪30年代末期参加革命，搞过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广东东江打游击。他是归国华侨，英文很好，是一位高级翻译。他是主动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万名下放干部队伍到灾区来的。北方农村，特别是灾情如此严重的灾区农村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是很不习惯，而且是十分困难。县里领导本想照顾他一下，安排他到条件稍微好的地方，他不干，坚持要求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就和我们新华社国内部下放干部中的一位女青年周淑琴，一起到我们大于公社最困难的大孙家大队包队。周淑琴住的地方比较好安排。她被安排在一户条件比较好的社员家里。而黄龙一进村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住处问题，和社员同住一起有困难（口音很重，如他本姓房，参加革命时被误登记成了黄），只好住到社员家里的没人住的空屋里。虽然有门有窗，也还算比较严实。但没有柴火，不能生火，屋子里很冷。气温很低再加上吃不饱饭，尽管把全部铺盖都铺盖上了，穿着衣服睡，也冻得睡不着，时常被冻醒。当时正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隆冬季节，大家都很不放心，都在积极想办法，帮助他解决烧柴取暖问题。黄龙是南方人，独立生活能力差，对北方农村情况很不熟悉，农民听不懂他讲的广东话，我们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不用着急了，冷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外屋停放着的一口棺材说：“我找到了个好地方住了。睡在这里边，把盖子留道缝，就一点都不冷了。”我探头往棺材里一看：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麦秸，上边是他的全部铺盖，装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这里是不会冷的。但是使我震惊的这是房东为死人准备的一口棺材，一般来说屋子里放着一口棺材，人们都感到心慌，都很忌讳，更不用说睡在里边了，这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住进死人住的地方了。黄龙不迷信，还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先来用用吧。我相信我还不至于睡到里面就出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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