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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

这不是国家大事，但是符合你们初中生关注的范围。自己再修改一下。
孙见坤是一个句号
杨早
依我的观察，孙见坤事件，是一个句号。
偏才、怪才，囿于规则，无法进入心仪的大学学习。在中国不长的现代大学史上，这样的事有很多起，如果延展到科举时代，那就更多得罄竹难书。
反例也有，什么钱伟长、钱钟书、吴晗、臧克家，大家乐于传播这样的反例，正因其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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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国家大事，但是符合你们初中生关注的范围。自己再修改一下。
孙见坤是一个句号
杨早
依我的观察，孙见坤事件，是一个句号。
偏才、怪才，囿于规则，无法进入心仪的大学学习。在中国不长的现代大学史上，这样的事有很多起，如果延展到科举时代，那就更多得罄竹难书。
反例也有，什么钱伟长、钱钟书、吴晗、臧克家，大家乐于传播这样的反例，正因其稀见。我读大学时，也颇有几个类似的传说，如某某教授声称：如果不招某位分数不及格的考生，我就不带研究生了！居然就招成了。
就算它们是真的，教授也不能像叫“狼来了”的孩子，年年发此宣言。面对体制，选择这种决绝姿态，犹如绑架一车人质要求一份退休金，虽然利弊轻重悬殊，体制为了面子，也多半不会妥协。
奇怪的是这次的舆情。一般而言，舆论总是支持个人与体制的抗争，尤其偏才怪才受到“一刀切”规则的限制之时。但这次，很多人认为比起照顾“天才”，规则更重要：如果给孙见坤开了方便之门，后面的条子生、面子生就挡不住了———这也是陕西省招生办的理由。也有很多人开始追问：孙见坤到底是不是国学天才？复旦大学有没有收到八教授联署的“请愿书”？等等。
乐观的人说：中国社会的规则意识越来越成熟，人们不再一味抨击高考制度僵化、落后，宁愿相信在现行体制中规则应当以一贯之，人人平等。
而我说：当招生办代替大学，核定一名考生的入学资格；当媒体与公众代替大学，品评一名考生的学习资质，我们还要大学做甚？中国还有可能实现大学自治乎？
“大学自治”不完全是体制问题，不是教育部一道命令就自治或不自治，它也维系于社会对大学的信心，公众是否相信大学具备并恪守自己的价值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见坤是不是国学天才，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日舆情对大学的信任度，已然降到了冰点：什么八教授推荐，什么多次面试，什么已有成果，我们不相信！我们宁愿相信一个带病毒进行多年的考试制度，我们宁愿相信表面上的数字公平。
我个人倒不见得多看好孙见坤的学术前程。但倘使复旦大学各相关科系教授的评断无法成为是否录取一名学生的充分依据，大学招生的自由会遭到社会如许的质疑，则大学自治，在可见的未来，都只是一句空话。
所以我说，倘说汪晖事件写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唐骏学历门是一个大大的叹号，禹晋永、张悟本、李一……构成了一连串的省略号，孙见坤就是一个句号。中国现代大学积百年之力形塑的象牙塔之梦，在学院自造的一次又一次信任危机冲击下，在公众自发的一次又一次的标点、记认中，彻底坍塌。
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女神童田晓菲，据当年《儿童文学》记载，她被北京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只在天津家里会见了两位面试者，回答了几个问题。三十年来，我没有见到关于此事的任何质疑，虽然同一时段，也有人写下那著名的诗句：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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