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全球化与基督教的自我诠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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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所谓全球化趋势，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概念而存在的。然而随着政治、社会等相关维度的不断介入，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谈论全球化。西方的基督教学者就此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反应，其中至少有两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其一是德国学者汉斯昆(Hans Kung)等人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促动的「 世界伦理」(a Global Ethic)讨论﹔其二是美国学者斯塔克豪斯(Max L， Stackhouse)自2000年以来陆续主编的《上帝与全球化》系列文集(God and Globalization, volume 秭and 秪, edited by Max L， Stackhouse with Peter J， Paris and Don S， Browning,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2000-2001)，目前已经出版的两卷分别是Religion and the Powers of the Common Life和The Spirit and the Modern Authorities)。
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介入全球化问题，所能展开的论说几乎必然是批判性的。但是通过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之中的宗教意味及其对基督教信仰的重释，通过特雷西(David Tracy)为上述文集撰写的「后现代」神学论文及其对世俗思想资源的三种借鉴，我们可以辨认出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即﹕神学不再仅仅是借助批判而保持基督教群体的信仰身份，也更直接地参与着当代西方的世俗文化。
从人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汉斯昆和特雷西分别代表的两种神学进路，都是以「参与性」的批判取代「防御性」的批判。当人文学研究行使其社会批判的职责时，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某种启示。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基督教自我诠释，至少有两方面的研究特别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其一是德国学者汉斯昆(Hans K?瓞ng)等人自1990年以来不断促动的「世界伦理」讨论，其二是美国学者斯塔克豪斯(Max L， Stackhouse)自2000年以来陆续主编的《上帝与全球化》系列文集。1由此进入这一问题，便会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神学和人文学思考。
全球化语境的内在差异
及基督教神学的进路
世界范围内的所谓全球化趋势，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概念而存在的。然而随着政治、社会等相关维度的不断介入，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谈论全球化。西方的基督教学者和宗教社会学家也就此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反应。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这表明当代神学和宗教学已经日益明显地涵纳着人文学的性质，而在其所涉对象方面，这又是由于全球化的操作性过程无法回避一些意义性的紧张关系。
就西方基督教的自我诠释而言，人们首先会注意到一种内在的分歧，即﹕在欧洲热衷实施的「一体化」(Integration)和主要由美国所倡导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间，不同的处境使神学诠释不能不表现微妙的差异。
在中世纪的欧洲，从相对整合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向「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的过渡，是其进入近代发展时期的重要契机。「本土化」的实质正是不断从统一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转向独立的「国族化」(national)﹔「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便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实际上始终沿着由「统一」向「多元」分化的模式进展，这与基督教自身的演变基本同构。而目前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似乎又要向原有的整合世界回复，重新统一其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外交。在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基督教日益边缘化的当今世界，这样的整合已经不可能基于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之理想，却只能诉诸直接的世俗手段和世俗目的。就这一点而言，欧洲的「一体化」与美国的全球化并没有多少逻辑上的区别。
然而应当承认﹕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基本取向，并非接续了传统的欧洲模式。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混乱到有序，又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传播密切相关的。但是赖以统一的信仰一旦边缘化，所谓的「欧洲中心」便连同「信仰中心」一并消褪为历史文献之中的记忆。当美国所张扬的全球化不再只是关于经济趋势的描述，而是进深为似乎涵盖着「一体化」的文化策略之时，其中的「中心」转移便不仅是观念上的，也是地域上的。即﹕「信仰中心」向「世俗中心」的偏离，实际上也标志着「欧洲中心」被「美国中心」所取代。哈贝马斯(Harbermas)将这种「极端市场化」的中心转移界说为「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实施的殖民化」﹔2而对于曾经位居中心地位的欧洲，这种「殖民化」绝不仅仅是哈贝马斯所言的「社会制度的操作领域」对「生活世界的意义领域」的支配，也绝不仅仅是针对着不发达国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