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浅析牟宗三现代新儒学的人文宗教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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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牟宗三以终极关怀、安身立命来确定儒家的人文道德宗教意义，认为儒教之为“教”强调了人文的生命之在于人自身而不是人格神，凸显了德性主体的“内在超越”而非向彼岸的外在超越，故而成立一最优化的“圆教”形态，而“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又为儒家人文宗教的完善提供了更精致的论证，牟宗三以儒家的宗教化来对治当代人文精神的式微，进而追求人的生命圆满和社会圆满。

　　关键词：牟宗三；现代新儒学；人文道德宗教；圆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儒家是否为宗教”，是现代中国哲学史家们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康有为和章太炎在此问题上针锋对立，与康氏沿承汉儒以孔子为紊王，奉其为儒教教主之说不同，章太炎反对儒家宗教之说，认为孔子的意义在对古籍的整理。到新文化运动时代，民主科学和社会进步为标尺的启蒙主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对以宗教来定位儒家表示异议，他们强调人文性与哲学性而不是宗教性是儒家的精神。但到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和唐君毅等人那里，情形又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和“复兴儒学”的需要出发，从“人文的道德宗教”或“人文宗教”的角度给予儒学以性质定位。即一方面重新体认西方思想的宗教传统和意义，另一方面不断强调儒家的人文精神的普遍性意义和超越的性质，进而确定儒家的宗教性质。本文拟围绕牟宗三在这方面的理论工作作些探讨。
　　
　　一、儒学具有人文道德宗教的价值及精神内涵
　　
　　牟宗三认为，宗教高于科学，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当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与民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了解中国文化也是同样，即要通过作为中国文化之动力的儒教来了解。在牟宗三看来，要作中西文化比较，要肯定中学或儒学的价值，参照系应当是宗教而不是科学，而其中重要的问题就是看中国文化中有无一足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宗教精神。
　　在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文化和政治宣言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牟宗三等人明确地指出所谓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文化中没有超越的“宗教精神”的流行观点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好多年来之中国与世界人士，有一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以中国文化是注意人间之伦理道德，而不重人对神之宗教信仰的，这种看法，在原则上并不错。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同时以中国文化所重的伦理道德，只是求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以维持社会政治之秩序；同时以为中国文化中莫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国之伦理道德思想，都是一些外表的行为规范的条文，缺乏内心之精神生活上的根据。这种看法，却犯了莫大的错误。”
　　牟宗三直接肯定：儒学就是一道德人文宗教。
　　一般说来，牟宗三将儒学从道德人文宗教角度来发挥说明，基本理论的奠立，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特别以《心体与性体》为代表。实际上在牟宗三重点思考“外王问题”的五十年代，儒学是人文教的相关思想已经得到了清晰阐发，这反映在他提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统说”中，首先的一条“道统的肯定”即申明孔孟开创的道统，是人生宇宙之本源，具有道德宗教的价值。
　　但牟宗三对于宗教之理解却有自己独特的路数。他认为宗教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事上，规定日常生活的基本规范。二是在理上，启发人的精神，指导精神生活的途径。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的所谓宗教，因它不具备普遍宗教的仪式。它将宗教仪式转化而为日常生活轨道中之礼乐。但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它是全部以道德意识、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因为它的重点是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牟宗三指出，中国的文化生命为人文教的文化生命，人文教之为“教”，一则落下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二则提上去成一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此实体通过祭天祭祖祭圣贤而成为超越而普遍之道德实体、价值之源。
　　应该说牟宗三主要地是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来界定儒学的宗教性，这是与简单搬用西方宗教团体形式的康有为的宗教观完全不同的地方。牟宗三的宗教观重视的是对精神生活的指导意义并将其化用为日常生活，是注重以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而体现天道这样一种理解，他没有拘泥于一般的将宗教诠释成以人格神为核心而形成系统的教团组织，落实为宗教轨范、仪式的传统定义。这就赋予了宗教以广义的宽泛的命意。
　　随着比较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有无特定的宗教仪式在当代确也不再被看作是衡断一种文化形态是否为“宗教”的基本标准，具有实体化的超越的人格神也不再被看作是宗教的必要条件。而基督教世俗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有的神学家甚至提出了确立“无上帝的宗教”的主张。与牟宗三相类似，德国神学家保尔·田立克(Paul Tillich，又译蒂利希、提立克)也提出将宗教信仰当做是“终极的关怀”的思想。在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