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 ：浅析新疆“花儿”产生的哲学基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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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不仅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理解的均衡，可也给一些古老的、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但是如果在民族音乐教学中只注重形态学，忽视其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价值观念等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民族传统音乐艺术在与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交流、对话及自身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就会被其它音乐文化所消融。所以，分析和研究新疆“花儿”产生的哲学基础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花儿”，有利于使新疆“花儿”走向世界。
　　关键词：新疆“花儿”；哲学基础；文化认同
　　
　　“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广大地区，是生活在这里的同、汉、东乡、土、撒拉、保安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山歌形式。由于“花儿”有特定的青年男女交往与定情的意义，在当地又称作“野曲”。“花儿”一般分为三类：河湟花儿。亦称为少年；洮岷花儿；陇中花儿。同为“花儿”，新疆的回族“花儿”和青海、甘肃、宁夏的“花儿”在演唱风格上还是有所不同。新疆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马雄福说：“新疆花儿”是由西迁的回族同胞带人新疆，发展于新疆的，是不同于内地“花儿”的一种“花儿”。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和回民族音乐风格，因而冠名“新疆花儿”。
　　21世纪人类社会将更加趋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全球一体化是人类科技、交通、信息网络及经济发展的必然，文化多元化则出自人类在不同生存空间聚合方式适应性的进一步扩展。但是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给一些古老的、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如何对不同民族文化音乐进行教育及传承，在未来音乐教育中有着充分发展的空间。但是如果我们在民族传统音乐教学中只注重形态学(乐律学、乐器学、曲式学、和声学、旋法等)，忽视其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价值观念等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忽视文化的创造性包含着不同个体、群体及民族独立的个性及其相互性。民族传统音乐艺术在与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交流、对话及自身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就会被其它音乐文化所消融。所以，分析和研究新疆“花儿”产生的哲学基础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花儿”，有利于使新疆“花儿”走向世界。
　　
　　一、新疆“花儿”产生的哲学基础——对伊斯兰音乐的文化认同。
　　
　　我国回民族的形成，主要是迁徙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在与中国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相处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在迁徙、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带来原居地的音乐文化。因此也必然会造成音乐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和融合，一方面可能滋生许多音乐上新的变体，另一方面，可能失去原有音乐的部分体质及其它一些特征。但原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却不会消失，它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存活于新的民族中。正如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所说：“是时光抹掉了匈牙利人脸上东方人的特征，却在心灵深处流出了旋律，即便是活的古代东方。”这说明作为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纵使千变万化，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母体的基因。就回族音乐而言，这种母体基因，应当表现为伊斯兰音乐。回族的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其宗教色彩、语言特点、风俗习惯明显，穆斯林们经常以极为丰富多彩的歌唱性音调来吟咏《古兰经》和赞颂真主。在这些诵经音调中，除继承了伊斯兰音乐传统外，在某些方面又结合中国回族的习俗而有所创造和发展，曲调因教派、门宦、地区不同而有所迥异。有些传入的伊斯兰宗教音调也因语言和审美习惯不同而中国化或地方化了。所以，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音乐是中亚、西亚伊斯兰音乐与回族民间音乐相融合的产物，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它和中国传统音调相比较有明显的异国风味，但与纯正伊斯兰音乐相比较，又具有较多的中国化音乐特色。新疆回族的“花儿”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伊斯兰音乐文化的影响。如，“花儿”表现出跨文化的双语现象。回族先民历史上曾经使用过波斯、阿拉伯等多种语言，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民族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原有语言而普遍转用了汉语。这种“转用”，不可避免地要将原有语音的一些成分带进汉语里，使其发生变异。在回族共同使用的汉语中，依然保留着诸多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如：屯亚(世界)、阿斯番(天、天空)；多斯迪(朋友)、都世曼(敌人)；巴克提(幸福、美满的)、乌巴力(可怜的、遭罪的)；赛合(慷慨的、大方的)、白黑里(吝啬的、小气的)；克塔甫(书、经书)、塔里甫(学童、经学院学生)等等。在“花儿”演唱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留下一些“双语”痕迹。例如：出了大门松树上看，／鹞子盘窝着哩；／回过身子寺门上看，／主麻念经着哩。“主麻”。是阿拉伯语词Jum#39;a的音译，意为星期五——伊斯兰教规定星期五为礼拜日，亦称主麻日。这些具有伊斯兰教文化色彩的词语不仅反证了回族“花儿”来源的多元化，也表现了回族“花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