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略评[1]

90年代以来，关注中国近代佛教的学者渐渐多起来了，由于他们的努力，以杨文会、欧阳竟无和太虚、虚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佛教史上的风云人物又出现在学术著作和刊物里，他们的传奇身世、甚深智慧和渊博学识激动了人们的心灵。这些曾经煊赫一时，后来又几乎全被遗忘的居士和高僧们的重新复活，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提供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对未来思想和学术建设的价值，而且体现在他们为法忘身的殉道者精神对于纠正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界之浮夸虚伪的价值上。所以我认为应高度重视关于中国近代佛教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程恭让博士的大著《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1月第1版），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目前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论文论文参考网

欧阳竟无（1871??1943）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佛教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热忱和孤愤气质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一个“能转时代潮流而不为时俗所移的大思想家”（王雷泉先生语）。他不仅提出了“独步千祀”的佛学思想，而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佛学人才，其中包括象吕??这样的本世纪数一数二的佛学大师，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对于这样的一位伟人，多年来没有全面整体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所以程恭让这部著作的问世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这部长达３5万字的著作，是作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佛学思想研究的心血结晶，其中贯穿始终的深思慧解和人生与文化关怀，令我非常感动。本书表明，中国新一代佛学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观念、方法与研究手段上的进步将开辟中国佛学研究的新时代。多年来，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的佛学研究远远落后于国际佛学界，尤其是东邻日本，这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佛教大国的历史和现实极不相称。程恭让博士的才学和献身佛学研究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佛学界重新登上国际佛学研究颠峰的希望。

二

关于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事实上有三种诠释模式。第一种是站在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上，认为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及社会难以相容，真正对中国思想史有长久影响者，必是经过改造的、中国化的佛学。这种中国化的向度虽为许多学者所认同，实际上却大有问题。如果印度佛教思想真是与中国社会难以相容，则其断不会在中国获得传播和发展。中国人自己从印度请来了佛教，证明中国人需要它。佛教思想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但它能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高层次需求。至于中国化的佛学，虽然影响久远，但未必符合佛教的本义，需要如理如量的思考辨析，不应从民族立场出发而盲目予以赞扬。

第二种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反对对“佛教中国化”作“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辩解，而倾向于从“佛教化”的立场和向度来进行解释和评价。如王雷泉先生认为，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宗教传播学上的概念。在对华传播的过程中，佛教获得了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也因佛教的加盟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因此，中国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国弘传的历史，是灵与肉、精神与物欲、法性与无明此消彼长的心路历程。其次才是世俗层面的中国文化重建内容的演进史。（《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红尘滚滚话人生》，民族出版社2000年１月第一版第72-73页）这种观点从佛教的立场看自然是正确的，但一般佛教外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恐怕难以认同。

第三种就是程恭让博士在本书中提出的“面向中国佛教思想创造自身”的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这是迄今最好的中国佛教思想诠释模型，能够圆满地解决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生长规律，以及佛教思想加诸中国文化的影响等诸问题。其要点为：中国佛教的思想创造，乃是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这一特定及前定的结构中，所进行的佛家思想创造活动。因此，中国佛教的思想生发必然要表现出两种思考的向度，一是“佛教化”的思想向度，一是“中国化”的思想向度，前者指向佛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或根本理念，后者则尽量应对中国文化的特殊境遇。一部中国佛教思想史，就是“佛教化”与“中国化”这两种思想倾向相互竞争和相辅相成的历史；任一高层次、高品位的中国佛学思想体系，都必然要以一定的方式，来表现和解决这两种思想向度之间的紧张及矛盾。

“按照这一解释模式，所谓‘唯识之学’的思想性质及成败得失问题，就绝对不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是否融合的问题，而是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结构之下，中国佛教思想活动中‘佛教化’之一问题！”（第14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对于走出以往唯识学研究的误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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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欧阳竟无的佛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问，而是“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的生命智慧的表现行政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