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论刘鉴泉先生的《〈大学〉、〈孝经〉贯义》——兼评刘清平先生“儒学的深度悖论”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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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整理并发挥了五?四时期思想家刘鉴泉回应“杂流之毁儒，盖自孔子时已然”所引发出来的一些思想。本文认为，由于学术传承的特殊性，孔子、孟子的思想只是先秦儒学的一部分，一直到了《孝经》、《大学》、《礼运》、《中庸》出来之后，先秦儒家的理论才最终显发出来。由“亲亲伦理”转化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原因在于“合外内之道”而“以性贯之”。因此，先秦儒家“仁学”的根基是形上与形下兼备的“诚”。刘清平先生之“儒学的深度悖论”，是他脱离了先秦儒学的话语背景，对先秦儒家哲学的内在精神和发展过程缺乏了解导致的。论文论文参考网

关键词：刘鉴泉；《大学》；《中庸》；毁儒；诚

西蜀天才思想家刘鉴泉先生（1896-1932）在其《推十书?左书》[①] 卷一（上），首先依次推出了《〈儒行〉本义》（1920）、《〈大学〉、〈孝经〉贯义》（1920-1928）、《〈中庸〉述义》（1920）、《〈孟子?离娄篇上〉十三章综义》（1920）、《〈礼运〉隐义》（1922）五篇文章，其文交互相通，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明儒之真以释毁而存道”的初衷。其中，特别是《〈大学〉、〈孝经〉贯义》一文，立足经典文本，以校雠的手法贯通孔子、曾子、子思子和孟子，精义互见，如珠走盘，实在难能可贵。

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刘鉴泉先生云：“杂流之毁儒，盖自孔子时已然。”[②]“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二十篇乃弟子所记，多问答之词，非自为书以明其道术，零条碎义，统系不显。” [③] 换言之，由于在《论语》中，孔子的“微言”，仅仅是以警句式、格言式、无头无尾，没有条惯性、整合性，在很多情况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致使各种异端思想歧出。[④] 这就导致了一些“粗儒”[⑤] 的“暗毁”。[⑥] 正是在这种“粗儒”“暗毁”的局面下，才逐步产生了曾子、子思子、孟子等层出不穷的大儒。

在中国的近现代，各种反对儒学“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谭嗣同语）的思想一浪高过一浪地席卷中华大地，从谭嗣同的《仁学》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可谓抽筋剥皮、体无完肤。更有刘鉴泉先生的老乡，被胡适推崇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⑦] ——吴又陵（吴虞）先生（1872-1949），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的根据论》、《礼教》等一系列文章，说中国儒家的“孝道”，只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⑧] 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刘鉴泉先生显得十分冷静。因为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思潮中，人们过激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先秦儒学一方面在它内部有一个完善、整合的过程，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儒学与初汉以后的儒学有很大的区别。在数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以布衣孔子为首的先秦儒家本身也是受害者。[⑨] 刘鉴泉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即便是在“东风压倒西风”一边倒的艰难时势中，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趋之若鹜、人云亦云地走向几十年后公认的肤浅、偏激与躁动，而是潜下心来，认真地研究了先秦时期儒家哲学的内部理据。这不论是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五四运动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意义来讲，都是十分必要的。

鉴泉先生云：“《大学》、《孝经》之为儒门大义所在则如何？曰，据《论语》以观孔子之道术，人皆知其归于仁与礼，礼用于众务，而仁本于一心。执器数以尽礼，举人偶以释仁者，粗儒之言固不足辩，然仁礼之何以为道术、纲纪，为仁复礼之功诣如何？则徒观《论语》，未易明也。自《大学》出而条理次第始昭焉。”[⑩] 由于行文的特殊性，《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之“仁”与“礼”，“忠”与“恕”的“一以贯之”之道，到底如何落实到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为仁复礼”之中去，诚如上言，零条碎义，统系不显，语焉不详，这才是《大学》、《孝经》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但是，与昔人谓《大学》之要为三纲领八条目不同，刘鉴泉先生认为，《大学》的宗旨“在修身为本”。在论述的方法上，鉴泉先生将《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大学》、《孝经》，通过校雠学的梳理手法，批驳了历来关于《曾子》十篇的种种误解，认为《曾子》十篇是曾子之言而门人记之，应当属于曾子的思想，与《孝经》、《大学》有内在的相通性，然后详细论证了曾子与子思子以及孟子的关系，同时也论证了《大学》与《孝经》的关系，并且将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从而深化了《大学》的思想，明确了儒家的统系：“身何以当修？修身以何为鹄的邪？曾子则述孝之义以定之。曰：身者，天地父母之身。修身所以事天地父母。能事天地父母为孝，是即人生之鹄的。此鹄立而修身之义实八目皆摄焉。格、致、诚、正、修，乃孝之工，齐、治、平，亦不过充孝之量耳。故《大学》曰：‘自天子至庶人，壹是行政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