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儒学：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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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自由主义则是近代以降西方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思潮。但奇怪的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对儒学传统与自由主义相关性的探讨，较之该问题的重要性而言，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较之儒学与自由主义在当代东亚社会已经取得相当程度结合的现实形态，我们似乎更缺乏应有的理论反省。不过，尽管对这一极为重要的课题的研究目前仍远远滞后于其需要，但毕竟已经进入了当代学者的视域。北京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儒家与自由主义》（2001年10月版），便是探讨这一历史与理论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论文论文参考网

该书是一部文集，既包括象杜维明、白鲁恂（Lucian Pye）、狄百瑞（Wm.T. de Bary）、孟旦（Donald J. Munro）、罗斯文（Henry Rosemont Jr.）等海外儒学研究大家在儒学与自由主义这一论域之内的相关论说，也包括当今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John Rawl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自由主义若干思想的阐发。当然，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本人并未直接撰文，但罗尔斯的亲密友人、已故哈佛大学哲学系德雷本（Burton Dreben）教授“论罗尔斯”的演讲文，却对罗尔斯先后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书中表达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进行了勾玄提要的精辟解说，无异于罗尔斯的现身说法。

在这部文集中，以杜维明教授的论说所占篇幅最长，达全书的三分之一。杜先生的论说并非以论文的形式，而是通过与陈名先生的系列对话来展开。由于这种对谈的形式，杜先生的论说似乎无法就某个专门的问题进行严密深入的论证，但也正是这种非论文的对话形式，使杜先生能够思如泉涌，在古今中西的宏大思想世界中穿梭游弋，因而这篇题目就是“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谈，便广泛涉及到了儒学与自由主义这一宽阔论域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为进一步的研究提示了许多线索和方向。将杜维明教授的这篇谈话与德雷本教授论罗尔斯的演讲文章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显然能够对儒学与当代自由主义各自的纲领与彼此的交涉得其津要。该文集编辑者将此两篇作为一栏置于首位，或许正是将其视为了解儒学与当代自由主义的入门导论。

该文集的第二栏包括白鲁恂的“儒学与民主”、狄百瑞的“《大学》作为自由传统”、孟旦的“一种证明论理规则的现代方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孟子和当代生物学”、罗斯文的“谁的民主？何种权利？——一个儒家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批评”、David B.Wong的“和谐、分离与民主之礼”、德里达的“一个世纪里的饶恕”、爱得加?莫寒的“饶恕是对残酷世界的抵抗”以及一篇批评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家社群主义的观点看》的书评文字。显然，这一组文章是在儒家与自由主义这一论域中探讨某些相对具体的问题。民主与人权是该组文章讨论的两个核心观念。

无疑，这两栏文章构成《儒家与自由主义》一书的主体。但是，在比较与参照中无论是要深入了解儒家传统还是自由主义，恐怕都还需要引入当今世界中另一个重要的话语系统，那就是社群主义。这不仅是当今学术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两大对立思潮相互激荡的语境所使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深究精察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主干——儒学——来说，仅以自由主义为参照系尚不足够，还需要充分考虑社群主义所开辟的理论空间，只有在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双方同时三边互镜的情况下，儒学才能继往开来，既深化对自身的觉解（self-understanding），又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提供一笔丰厚的资源。事实上，由批评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家社群主义的观点看》的文章“儒家的社群主义如何可能？”来看，不论作者的观点我们如何看待，至少已经说明：即使在“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标题之下，有关社群主义的问题也已经构成无从闪避的题中之义了。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在向读者推荐《儒家与自由主义》这部书的同时，就不打算囿于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双边框架，而是希望在儒学、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三方互动中略陈己见。更为准确地说，是要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这两大典范的参照之下，力求使儒学的某些基本特征在现代的话语中获得进一步较为明确的定位。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可以而且应当分解成若干不同层次和不同视角的具体问题分别加以专门研究，决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因此，在这样一个极为有限的篇幅内，笔者只能对一些基本的问题稍作提示。

即使在当代，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内部异彩纷呈的阵营，不同流派甚至不同学者之间的差异不可胜数，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自我观、权利优先（primacy of right）的政治理论以及义务论（deontology）的伦理取向（ethical orientation），大概可以说是维系自行政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