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统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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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二十年（1387年）间，明太祖朱元璋连续发布了四篇被称为“大诰”的文告，即《大诰》（十八年八月）、《大诰续编》（十九年三月）、《大诰三编》（十九年十一月）、《大诰武臣》（二十年十二月）。《尚书》有《大诰》一篇，记载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而“大诰”二字，其意为“陈大道以诰天下”。朱元璋发布四篇《大诰》，目的就是效法周公告诫天下臣民。《洪武实录》卷一七九说：上因“中外臣民……往往不安职业，触丽宪章，欲仿成周《大诰》之制以训化之，乃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朱元璋自谓：“朕制《大诰》三编，颁示天下，俾为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论文论文参考网”又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颁之臣民，永以为训。”（1）可见，朱元璋发布《大诰》，是要以“当世事”为例，树立善恶、祸福的标准，使天下臣民“永以为训”，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大诰》凡七十四条，《大诰续编》凡八十七条，《大诰三编》凡四十三条，《大诰武臣》凡三十二条。这四编《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均系朱元璋自己写成（2）。朱元璋本无多少文化修养，为文不重修饰，加以又想让天下百姓都能读懂，故其撰制这四篇《大诰》，既非官府习见的公文格式，亦非学者文士之文风，而是采用近于口语的浅近古文“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3）。这具有独特内容和形式的《大诰》，是明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所表述的“当世事”，提供了明初社会生活的丰富资料；所透露的朱元璋的思想和活动，反映出明代初期封建专制主义皇权进一步强化的若干特点，很值得认真研究。

一

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就采取了专制主义的形式。专制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皇帝拥有无限权力，“什么法律都由他颁布，什么官吏都由他派。”（4）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于民间，以布衣而推翻元廷、一统天下，建立起明王朝的朱元璋，吸取前代教训，精心设计政治运作机制，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封建专制主义具备了最完备的形态。四编《大诰》，就是明初封建专制主义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最好例证。

首先，从四编《大诰》可见当时各种事务的决定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朱元璋在建立其王朝统治过程中，十分注重军政大权的高度集中。他把任何不利于专制王权的因素都无情地加以铲除。洪武十三年（1387年）的胡惟庸党案打击了统治集团中的异己势力，并对政权机构进行改革，取消了丞相，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都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为皇帝得心应手的工具。明代皇权之大，远远超过了前代。《大诰》四编便是君主专制主义空前加强的真实记录，这里的许多事例充分说明朱元璋对国家大小事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仅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各种问题发号施令，而且对百姓生活（居处、器皿、服色、首饰等等）甚至婚丧嫁娶、相互称呼都要过问，如《大诰续编?第十七》：“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以致祸生远近，有不可逃者。诰至，一切臣民所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毋得僭分。取有违者，用银而用金，本用布绢而用绫绵?丝纱罗，房舍栋梁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民之寝床船只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民床毋敢有暖阁而雕镂者，违诰而违之，事发到官，工技之人与物主各各坐以重罪。呜呼！天尊地卑，理势之必然；富贵贫贱，神明鉴焉……”同编第六十九：“朕谕之后，乡民有曾充粮里甲者，则以粮里甲称，非粮里甲则以字称。若遇耆民，长其父者则称伯，下其父者则称叔；长于则称兄，下于则称弟，岁如父老亦称伯。本朝曾官者则以官称，兄弟皆官称，子孙舍人称。虽一人终考而无疵，再无为官者，子孙同朝称舍人，兄弟称官，随朝世世称官、称舍人。无官者毋敢擅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果顽而违令者，迁于遐荒，永为边卒。是其禁也，听戒之毋犯。”如此等等。中央机构的官僚贪污案件更需由朱元璋亲自处理，如户部侍朗郭桓贪污案，“天下诸词 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5）同时，基层地方的民事刑事案件也要由他作主，甚至告卖毒药都要钦审（6）。方孝孺说：“天子新有天下，惩前代弛缓不振之弊，大举废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余年而始定。是时，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实、辨臧否诚古所未有也。”（7）征之以四编《大诰》，这话并非虚言。明初帝王权力，无远不届，确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次，从四编《大诰》可见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而既定的法律又可以随着专制君主的喜怒任意更改。早在洪武七年（1374年）完全按照朱元璋意旨制定的《大明律》就已颁行天下了，但朱元璋自己根本不按之行事。在他统治时期，“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行政管理论文